讲座一开始，Ulrich Kautz先生的一句中文“大家好”开场，博得在场的观众阵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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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翻译的重要性：让读者读明白

　　Ulrich Kautz先生结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实例，介绍对德语翻译作品的质量进行评价的标准，即功能翻译。

　　Herr Kautz先生认为，对一部德语作品的评价来自多方面，其中包括德语出版社及其负责人、翻译质量的评价标准等，这些是对作品进行评价的重要参考。Herr Kautz先生认为目前没有“国标”，即国际标准，对翻译质量的理解，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对翻译的评价不是停留在单词和语法的评定上，而是在更高层次上，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注重等价，即出发文章与目标文章上的等价。

　　Herr Kautz先生结合德国诗人歌德的作品《Dichtung und Wahrheit》(《诗与真》),评价翻译过程中的等价关系，他认为作品本身强调的是真实与想象的对比，而译者将“Dichtung”直译成“诗”的意思，对文章内在含义没有很好理解；同时结合了《秋菊打官司》中的一句中国人见面“您请喝茶”的台词，分析了翻译过程中，还应该注重对异国文化的理解；而在引用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型》中的一句押韵的诗歌，强调翻译中还应注意押韵和语境，并没有完全建立等价翻译，但是读者能够很好地明白作者意图，也就实现了功能翻译。

小幽默折射等价翻译的弊端

　　讲座中Herr Kautz先生幽默风趣的中文表述不时赢得场下观众的阵阵掌声，他风趣地引用一句中国人见面时常说语“小李，你来啦，吃了吗”，介绍语言翻译过程中还应注意语言习惯。

　　Herr Kautz先生认为对语言质量的定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他强调能够最大限度地让听众能够理解作者本身要表达的意义，即能实现翻译功能。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者本身希望翻译委托人能给翻译者一个确定的要求，但是委托人大多只希望翻译者直译就好，在这种情况下则需要翻译者本身主动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

　　讲座进行到一半，Herr Kautz先生转身在黑板上写下“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句字，这让在场的中国学生对眼前的外籍学者佩服不已。他以德语译文为例，指出译者在翻译时候强调了“束修”，但由于大多德国人对中国《论语》的缺乏了解，对于“提着干肉”，德国人普遍认为“太奥妙，但无法理解”，这种情况下虽然实现了等价翻译，但忽略了功能，这就使读者在理解过程产生误解。

　　随后，Herr Kautz先生结合一封中德企业经济信函，比较两国书写习惯差异间的翻译。并指出，在翻译过程中，高质量的翻译还是因以其功能，即翻译质量是否实现为标准，如果读者能够不因文化差异也能明白外国文学作品，那么就实现了翻译功能。他以中国作品中描述国人着急时样子——“急得直拍大腿”为例，指出这一行为在德国这表示“非常高兴和开心”，所以为了避免误解，则翻译成“急得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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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r Kautz先生认为，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并不是百分百地实现等价翻译。在翻译作品时候，作品面临三方面的评价，即文章作者、听众或观众和汉学家。翻译者既要考虑到作者本身的意图，也要考虑汉学家讲求的细节，同时也应兼顾读者的理解程度。最重要的是翻译结果要实现满足功能，文学性的翻译更多考虑作者的意义。把作者文学意义表达出来，在考虑文章作者和听众兼顾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融入一些目标文章以外涵盖的内容。

　　讲座结束后，在与Herr Kautz先生的交流中得知，这位前东德著名翻译学家、汉学家，很小时候开始学习中文，学写汉字。196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现在不仅说着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对中国也有着深厚的感情，谈起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时“我可是相当的熟悉”。

最近，一个气势豪迈的词儿正在流行起来，这个词儿叫做“打造文化”。常常从媒体上得知，某某地方要打造某某文化了。这“文化”并非子虚乌有，多指当地有特色的文化。比如，前不久西部某地就提出要打造“大唐文化”。 这不由叫人奇怪：文化真的可以打造吗？

毋庸讳言，这些口号多由一些政府部门喊出来，其本意往往是好的，是为了弘扬和振兴当地的文化。应该说，使用某些行政手段，是可以营造一些文化氛围、取得某些文化效应的，但是，这一口号对文化建设也有其不容回避的危害性。

坦率地说，“打造文化”叫得这么响，其中有一个明显的经济目的――发展旅游。因为不少人已经越来越清楚：文化是老祖宗不经意间留给后人的永远的“经济增长点”。在此基础上的“打造文化”，其本质便是一种市场化改造，即对历史文化大动商业手术：凡是能够诱惑人的、可以大做文章的，便拉到前台打扮，用不上的则搁置一旁；同时对原有文化不断进行再造，涂脂抹粉、添油加醋、插科打诨必不可少。这也是一些旅游景点充斥着胡编乱造的“伪民间故事”的真正缘故。

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宝贵的口头文学遗产消失不存，假造的景点和重建的“古迹”纷纷登场。这儿添加一个花里胡哨的牌坊，那儿立起来一个钢筋水泥的“老庙”，再造出一条由于老街拆光了而拿来充当古董的仿古“明清街”，街两边的房子像穿上戏装那样呆头呆脑地站着――文化便被打造成了。这样打造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文化”？

有一句话说得好，使一个人富起来容易，使一个人有文化――哪怕是有点文化气质可就难了。换句话说，优良的工业产品和商品通过努力可以打造，而文化却从来不是流水线能够打造出来的。文化要靠时间和心灵悉心酿造，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你可以奋战一年打造出一座五星级酒店，或者打造出一座豪华的剧院，却无法在短时间内打造一种文化。（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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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冠连小传

钱冠连，1939年生，湖北仙桃市沙湖镇人。他是我国最早在国外语用学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学者之一，国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际语用学会中心访问研究员。现任国家语言文字标准化委员会外语分会委员、中国英汉对比学会副会长、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设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国内外发表语言学、语用学论文79篇，专著四部，分别为《美学语言学》、《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全息论》和《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另有文艺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共20万字。

读钱教授《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一文，他叙述着自己学习英语的艰辛过程，甚至用了“苦行僧”、“筚路蓝缕”来形容，我由此深深相信他的每一个成就都不是偶然。就像他说的：“我总是准备着，所以我能干点儿事！” 

钱教授藏书颇丰，特别是西方的哲学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说心情不好时往书房里一坐，就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已出版了分量不小的四部专著，他的《汉语文化语用学》更被同行称为“钱氏语用学”，他却说自己收获总比别人慢一拍，迟别人一个季节，故把书房名取为“冬收斋”。在别人认为枯燥的语言哲学、语言理论、语用学世界里，他却看到一片生气盎然的景象，用语言构建着自己的宇宙，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钱教授喜欢在绿荫道上散步，对于生活持一份恬淡的追求。受到挫折的时候，听听音乐，很快就能走出阴影，不会让自己陷进去。聊到古文，钱教授马上就背起了杜甫的《兵车行》；谈到传统文化的渐渐消亡和现在很多青年学生对传统文学的丢弃与无知，他痛心不已。

星期六的下午，天有点阴沉。钱教授缓缓的话语在室内回荡，如同他写的散文，时常迸发出智慧。

读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1958年，钱冠连从湖北荆州中学考上华中师范大学的大学外语系，学习俄语专业。大学前两年，俄语方面的功课全是5分。到了大三，他把大部分精力转移到学习英语上。1962年钱冠连毕业后，被派到“湖北的西伯利亚”——恩施，在第一高中任教。课余，他把全部时间都花在自学英语上。1973年，钱冠连从恩施被派往更高更寒的山区——咸丰师范学校。1978年之初，调入鄂西大学。80年代初，他先后到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进修英美文学。这段时期，他一直坚持学习英语，从未放弃：反复听录音磁带，啃北外、上外与广外三家的外语学报，反复咀嚼英语原文文献。他大学时弄到一份长长的世界文学译著书单，一一找来读完；他坚持英语的晨读一直到50岁。

记者：您本来是学俄语的，大三时为什么学起英语来？

钱冠连：华中师范大学文革前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学两门外语，但前提是第一门必须全部优秀。我当时有两个想法，一是想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不懂英语是不能想象的；还有一个想法，自称学外语的人，只学一门外语，不算学外语，必须学两门以上。于是大三时我就开始投入到英语学习中。

记者：61、62年那个时候学习英语，是不是遇到不少困难？

钱冠连：非常多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不敢听收音机。那时候听英语是犯法的啊。我就通过大量阅读。当时国内公开的英语读物只有两种：Peking Review（《北京周报》）和Australian Advanced Vanguard(《澳大利亚先锋报》)，就读这两份报纸。到了咸丰师范学校，找到了38张英语的碳精唱片和一台手摇式留声机，我每张片子起码听五十遍以上，积累音感。后来读了很多英语小说，从马克·吐温的作品读起。那个时候外国的书非常少，改革开放之前这些书都很难找。

记者：当时环境不适合读书，如何克服周边环境的干扰？

钱冠连：那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笑）。读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把中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放在旁边。为了学英语，先将房门关上，有人敲门，将中文版盖在英文版上，再去开门。文革时我受到批斗，通知开会批斗我的前一夜，我一个晚上读完了《跟随毛主席长征》的英文版On the Long March with Chairman Mao。文革的时候，不敢看书，但我关在房间里，还读那两份报纸。但读英语时都是悄悄地读，非常艰难。(张青丢:"太强了!!!!!")

记者：您当时有股韧劲一定要学好英语，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持？

钱冠连：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过我今天会靠英语吃饭。我只是，想学会一门外语，就是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户。我就想看看隔壁人家的情形，对另外一个世界充满好奇心。还有，就是人类文明对我的吸引。那个时候人都说 “不读书可以当造反英雄”、“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我觉得那就怪了，难道世界文明不需要读书？不读书就是好事吗？要说眼光，这就是一个人的眼光，我不相信世界上越黑暗越好，不相信不读书就好。要说坚定，这就是一种坚定。

记者：学习的过程虽然艰苦，也有很多乐趣？

钱冠连：俄语的，我读《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读英文原著就更多了。我从中了解到另一个世界的人性是怎么样的，也使我更加了解我所处的这个世界的人性，让视野更加开阔了。我觉得一个文明的人和一个有学问的人是懂得世界的人，所以我愿意读，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在其中感觉到很多乐趣。

记者：当时周边的人怎么看你？

钱冠连：大学里党支部书记把我内定成走白专道路的代表，周围都是异样的眼光，觉得这个人胆子大。我都不管。我不为周边的闲言碎语所干扰。人在一个方面痛苦，就会在另外一个寻找解脱。我在政治上感到心里很不舒服，我就转移注意力，我就用文明积累下来的成果来陶醉自己。有些人苦闷了就喝酒，我苦闷就看书。从来不浪费时间。

记者：当时虽然有人异样地看你，会不会也有人觉得你挺潇洒的，羡慕你？

钱冠连：改革开放以后，一个朋友与地区教委主任告诉我，“很多人背后喊你为‘才子’”，我才知道原来我还不错。这说明社会有良知的人很多，都被文明所吸引。问题是，哪里有才子的记忆力是中等的？我的记忆力最多属于中等偏上。

记者：那时候那么刻苦，已经有明确的方向了？

钱冠连：我当时就想一定要精通两门外语，但我并不知道我将来会搞语用学和西方语言哲学。但是我准备了，所以我能干点儿事。要干什么就一定要准备，你准备着，你后边就能。

记者：在您身上，我觉得我看到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和毅力。

钱冠连：可以说，我算是一个有毅力的人，想达到一个目标就会一直坚定地做。我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我一直都很想考验我智力的顶峰在哪。

学生欣赏的眼光给我力量

钱冠连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恩施第一高中任教，很快就受到学生的欢迎。他去之前，恩施第一高中每年很少学生考上大学，有时甚至没有。他培养的首届毕业生中，竟有17人考上了高等院校，创造了空前的纪录。钱冠连很快就小有名气。每有校外人士来听公开课，学校就派他上场。钱冠连之后先后在咸丰师范学校、鄂西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任教。关于教学，他曾写道：“大凡在教学上有突出贡献者，其思想方法与教育观念首先必是科学的，富于创造性的，在课堂上必有过人之招，转移到学生身上必有成就。”

记者：到恩施高中时您刚毕业，应该还没有什么教学经验，怎么就教得那么好？

钱冠连：我从不把有趣的英语弄成苦差事，而是想办法提高学生的兴趣。有兴趣的人多了，报考的人就多了，考取的人自然就多了。我从不偏爱学生，对每一个学生都爱，都给予同样的机会，这样学生对我就不反感。我自己业务也比较好，学生崇拜业务好的人。学生也看我的品格，教书负不负责任，改作业的认真不认真。

做别人没做过的事

1989年，时任《现代外语》主编的张达三先生看到钱冠连有两篇文章分别在《现代外语》和《外国语》的显著位置上发表，于是写信邀请钱冠连调入当时的广州外国语学院。1992-1993钱冠连在国际语用学会研究中心（设于比利时安特卫大学）任合作研究员。从1986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到出版四本专著《美学语言学》、《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全息论》及《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前后大约经历了22年。钱冠连于西方语言哲学、理论语言学、语用学方面的研究在国内有广泛影响。专著中，《汉语文化语用学》是中国第一部以汉语为基础的语用学专著，被汉语界人士称为“钱氏语用学”，在所有的网站图书馆曾是推荐书目之首或前三名，还被列入北京大学学生2000种必读书目之一，在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的学界广为流传。他的论文与专著中的大多数，一经发表，即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和其他各种刊物复印、转载、介绍与评述。而《美学语言学》在国内外都属创新学科。中山大学王宗炎教授曾说：“在这些（语用学）引进者和发展者的当中，钱冠连先生占有显著地位”。

记者：您发表了不少论文，也出版了四本很有分量的专著。

钱冠连：这个过程是个积累到爆发的过程。《汉语文化语用学》就是十年的输入，七个月工夫输出。别人说我以多产而著称，我并不欣赏。别人需要欣赏的是你做的工作别人代替不了，是独一无二的，原创性的。

记者：一直以来您都强调创造的重要性。

钱冠连：具有原创性的事情最值得做。本科生谁先开始想到创造，那么将来走向社会他就有优势。本科学生如果不知道要创造，那么这个教育就是失败的；本科生如果还不知道这个民族需要创造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这个教育就是失败的。我教的学生我就希望他创造，他做题目如果错很多，但只要有一点独创性意见，就得高分。

记者：您怎么考察学生是否自觉创造？

钱冠连：我第一堂课就把考题告诉他们，把标准也告诉他们。标准就是谁抄书谁不及格，谁能说出自己的见解谁就是好的。

记者：92、93年在国际语用学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是怎样的？

钱冠连：我那时候主要就是找书、复印大量的资料。当时看到很多外国人写的语用学著作，但没有一本中国人写的。我就下决心写一本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语用学。《汉语文化语用学》就是这样诞生的。是用自己的理论来研究，和外国人有联系但是不重复他们的。

记者：在您的学术历程中，您一直强调自己对各门学科的重视多于外语。您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对各个科目都很感兴趣？

钱冠连：读书时，我不仅喜欢语文，甚至更喜欢自然、地理、历史、音乐等课程。在大学，我不单学俄语、英语，还读文学、哲学、物理、化学，为我现在教西方哲学奠定了基础。读科学家和伟人的自传也读得很多。我不赞成在学校培养专才，专才自己是专研的结果。但作为教育，要培养通才。我在大学里，什么时候教过我研究西方语言哲学？但现在搞这个东西，这得益于那时候多学。所以教育的时候还是要让大家多学。

记者：您的《语言全息论》就是从一本讨论专著全息论的专著中得到启示的？

钱冠连：语言学的好些新课题、新发展是从语言学之外的角度发现的，要有语言系统之外的知识。《美学语言学》这本书中，也动用了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天文、文学、美学、艺术以及系统论等等门类的知识。做一方面的研究还是要多涉猎其他方面的知识。必须跨学科，跨界，这样看问题的视野就大了。

记者：您是外语专业的，但中文也非常好。

钱冠连：我父亲在旧社会是个很有学问的商人。他对唐诗宋词、《三国》、《西游记》、《水浒》，极为熟悉。他给我讲，所以我从小就对这些传统的文学很感兴趣，初中就全读完了。《红楼梦》我读了三遍半。高中时背了很多古文，得力于老师，他说一定要背，不背将来就后悔。我为了不后悔就背了。我现在外语研究得益于汉语功底。

记者：就是说要研究外语，首先母语要好？

钱冠连：不精通母语的外语学者，只能解释外国语言文献，不敢对汉语深入“腹地”或者探其源头，到头来是不会对语言的规律做出重大发现的。外语界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没有创造的意识，把聪明都放到跟别人跑去了，没有把聪明放在搞自己的创造。这是个悲剧。10年20年跟着别人跑可以，30年40年还跟着别人就有问题了。

记者：广外的校训里有一句“学贯中西”，您觉得青年学子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钱冠连：“学贯中西”作为一个目标是对的。虽然不容易达到“学贯中西”的大家的水平，但要朝这个目标努力。现在懂外语的人多了，但糟糕的是，现在看不起传统文学、丢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悲剧啊！（叹气）

快乐第一，成功第二

        研究、教学之余，钱冠连也写散文，迄今为止已写了20多万字。多篇散文被反复转载，有的还被列为摘录刊物。如《伟大的“细心”》被列为《中外书摘》2005第1期的“卷首语”。他的人生与学术散文集《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也将于近期出版。

记者：您除了发表语言哲学、语言学、语用学方面的作品外，也曾发表过很多文艺评论、散文。这跟小时候的作家梦有关系?

钱冠连：写散文是我的爱好。散文大部分都是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写的。心情不好的时候逼着我去思考，人在得意洋洋的时候不会有智慧。

记者：您有空的时候，喜欢跟别人聊天吗？

钱冠连：我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我骨子里是孤独的。谈得来的人，我也非常喜欢交谈。跟一般的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我倾听多于谈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倾听。

记者：这是在经历中形成的吗？

钱冠连：我倾听别人的习惯，是我受大学教育以来一个比较自觉的修养。我喜欢听别人说话。但是到了要我一个人谈话的时候，我就不客气了，就比较放得开，可以滔滔不绝。

记者：您喜欢听音乐、听相声？

钱冠连：喜欢听音乐，也喜欢唱歌，听相声是喜欢听他们抖包袱。这些爱好使我看问题的时候眼界开阔了，也丰富了生活。我现在认为成功第二，快乐第一。如果把成功放第一，但把生活过得乱七八糟，过得不愉快，这不可取。不能以成就论人，快乐和愉悦是第一的。但是这一点我非常晚才意识到，非常晚。可惜了！如果我早一点意识到就好了。现在得的颈椎病就是以前太拼命了。我认识这个问题太迟了（笑）。人要到相当年龄时才能认识到很多真理。我有篇散文题目是《年轻有什么好？》，文章内容只有一句话——“有改正错误的时间。”（笑）

记者：对于您来说，快乐的含义是什么？

钱冠连：创造的乐趣、学生的理解和家人的爱。

记者：恩施这个地方，虽然被称为“湖北的西伯利亚”，但您对那里的感情很深，您写过不少文章是关于恩施的。

钱冠连：我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那里！我做十个梦其中有八个梦是关于那里的。我在那里度过了二十七年，我最宝贵的年轻的生命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那些艰难困苦的生活成为我财富的一部分。

记者：我看到您的文章《争取一个圆圆的句号》里，写到您对广外的感情，写了您对很多位先生的感激。在其他文章里，字里行间饱含对很多老师或同仁的感激。我感觉您是一个特别懂得感恩的人。

钱冠连：我觉得每个人都脱离不了别人的帮助，说自己很有本领，说自己包打天下，是说不通的。很多人都是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我就是得益于很多人的帮助。

记者：您有一首诗《人生功课》，里面有两句“爱恨挂脸无收藏，寂寞书斋不寂人”，这两句可以概括您做人和做学问的态度吗？

钱冠连：是这样的。我的爱恨都写在脸上，不会隐藏，也为此得罪过一些人。书房里有很多书，书斋里有另外一个世界，一点都不寂寞。

        人生功课1                                   道德文章2

          ——赠徐真华教授                      ——赠钱冠连先生

           钱冠连                                          徐真华

        学问不过五六成，                      学富五车中西兼，

        人际规则仅两分。                      道德文章皆可圈。

        枯枝出墙多几处，3                    红棉绿叶衬春色，

        校内知音有几人？                      桃李成蹊自无言。

        国运校运事多盛，                      书斋虽窄心胸宽，

        何止诗书传家声？4                    小节不拘大义然。

        爱恨挂脸无收藏，                      古来智者皆寂寞，

        寂寞书斋不寂人。                      惟有学问留人间。

1.此诗为钱冠连教授向徐真华校长呈《2004中国学术年鉴》（收载钱教授论文《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原载《汉语学报》2004年第二期）时所附赠。

2.徐真华校长回赠钱冠连教授的诗

3.应邀赴东西南北多所大学讲学

  4.常有“诗书传家声”之类诗句，以表保持家学声誉之愿。

　　和50年前满怀报国豪情、刻苦学习的父辈们相比，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并没把全部心思用在学业上。国际留学生系主任塔季扬娜告诉记者：“我们系里有些中国学生都来三四年了，可俄语还是既说不出，也听不懂。”显然，现在的中国学生并不让老师们满意。“他们太贪玩了。”塔边斯卡娅老师说道。

　　有一次上课时间，塔边斯卡娅老师走进一个中国学生宿舍，发现3名中国学生正用4台笔记本电脑玩游戏，丝毫不理会她的到来。塔边斯卡娅老师喊道：“我是你们的系主任。”这些中国学生居然头也不抬，答道：“我们认识您。”然后又继续在游戏世界里厮杀。

　　塔边斯卡娅老师给记者抱来中国学生的考勤本。记者随手一翻，发现有的中国学生一学期竟然逃课300多个课时，期末考试自然没能通过。

　　在这些老师眼里，中国学生还有个缺点——爱扎堆。斯捷潘老师告诉记者：“他们总喜爱和老乡在一起，当然学不好俄语。为提高他们的外语水平，学校特意将中国学生打乱分配到乌克兰学生宿舍。可没过几天，他们就想尽办法，又调回和自己老乡同住。”

　　齐加诺克老师则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乌克兰不少大学是以理工科和基础科学见长的。可多数中国学生却偏爱选择经济管理、外贸商务这些听起来时髦的文科专业。这不是舍本求末吗?”

　　当年中国学生好学自律令人钦佩

　　50年前的中国留学生并非如此，他们的钻研精神给乌克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克列特琴科夫教授就曾与中国学生同窗。他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道：“中国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自律精神令我们吃惊，那时候，白天课堂提问最多的，晚上又最后离开自习教室的，肯定是来自中国的同学。在我印象中，所有中国同学门门功课都是5分优秀，他们的宿舍永远是最干净的。尽管当时学业很紧张，可他们仍坚持政治学习，定期在教室里关起门来过组织生活。”

　　这批奋发图强的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很快成为了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中坚力量，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原民航总局局长刘剑峰都曾在这里度过5年的留学时光。

还是喜欢过去的感觉~现在滴银啊~

理直气壮地指导 中学生离传统经典有多远？(图)